3月8日，农业部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4)。在这一新发布的标准中，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已制定限量标准的有1999项，其中共有1811项国家标准等同于或严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占90.6%。

　　如此严格的标准展现了中国政府重建农产品信任的决心，但这项标准的执行力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在“食毒时代”生活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农产品的基本信任，我们开始不信任大地上生长的物产。

　　如何重建我们对农产品乃至对社会的信任?如何让中国农业脱离低层次的生产模式?这是未来几十年内，我们所需要解决的基本命题。

　　从“易粪相食”到信任农业

　　吴恒从未想到，自己会因创办食品安全网站，绘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而一跃成为“网络红人”。2011年6月，研究生吴恒创办的食品安全网站“掷出窗外”上线。他的食品安全报告称国人“易粪相食”，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没人能独善其身。

　　据悉，“易粪相食”，这个词语是受《左传》中“易子相食”的启发。所谓“易粪相食”，就是每种食品的生产者都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因此从来不吃。

　　每次听到这些人沾沾自喜的口气时，我们总不免悲从中来——我做的鸡翅有问题，我不吃鸡翅，但是我会喝牛奶;我卖的牛奶有问题，我不喝牛奶，但是我吃鸡翅。无论愿意与否，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杀虫剂在继续使用着，顽固的残毒继续在土壤中积累起来，这一点几乎是无疑的，我们正在向着危险前进：在蚯蚓和萤火虫逐渐消失的世界里，人类能够逃脱伤害?

　　土地的毒化是乡村衰败的开始，也是农耕文化崩溃的前兆。因此，重建农业实际上就是重建一种文明，而要重建这种文明，值得信任的土地和值得信任的农业是这种文明的基石。

　　何为“信任农业”?专家给出的定义是：以安全、有机农产品生产为抓手，通过提升生产管理的综合能力，在构建生态良性循环的安全农产品生产体系的同时，以信任和理解为纽带，构建良性循环的产业物流链，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互惠及信任的供销关系，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及生态效益俱佳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日本“有机农业教父”藤田和芳认为，当前中国的农业需要进行三场革命：第一，在农田中的革命，开发新技术代替农药化肥;第二，在流通领域的革命，把安全食品直送到家;第三，也是最难的革命，就是消费者意识上的革命，不再“以貌取菜”。而这三场革命的核心就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从这一点，我们也便能够看出，信任农业不仅是一场产业革命，也是回归人性和回归自然的革命。不可否认，如今的信任农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而这种困难，实际上就是重视效率和生产的价值观，与珍视生命与环境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信任是最高级的商业价值

　　什么是信任?信任与商业之间有何关系?

　　美国《管理学会评论》告诉我们：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第一，信任者愿意处于一种脆弱地位，这种地位有可能导致被信任者伤害自己;第二，信任者对被信任者抱有正面期待，认为被信任者不会伤害自己。简单地说，就是信任来源于对对方不采取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的信心。与其说信心不如说赌注，没有人知道，别人会不会利用我的信任来伤害自己。

　　信任是一种最高级的商业价值，因为失信，太多的企业在一夜之间倒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过后，整个乳制品行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失信的蒙牛集团为信任缺失所付出的代价是，公司不得不提高产品销售推广力度以及加强奶源安全的多重检测措施。数据显示，蒙牛2008年的销售及经销费用较2007年的33.02亿元，增加至44.28亿元。其中广告及宣传费用占集团销售收入的比例增长了2.1个百分点至9.3%。

　　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在征信成本太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三聚氰胺事件大大拉升了洋奶粉的销量，对国产奶粉的不信任，使得洋奶粉涨价显得“底气十足”，然而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让人发现并非所有外来的和尚都会念经。

　　事实上，美赞臣、多美滋、雅培、惠氏、雀巢等品牌大多存在代工生产现象，而且存在多个品牌同时由一个企业生产的现象，但这又如何呢?太多中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在多年的时间里，已经透支了它们的信用。消费者们只能选择相对值得信任的国外品牌。

　　这是一种强迫信任，因为我们对此无可奈何。

　　生活里的人道关怀：

　　主妇决定农业品质

　　改变首先从民间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农业的变化，城市的家庭主妇最先感受得到，实际上，她们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农业品质与高度。

　　阿紫是一位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资深成员，自从孩子出世，她就开始到处寻找更干净的食物，“孩子这么小，我只希望他有平凡的健康，不要被食物侵害。”除了每周参加有机生活主妇团购，阿紫还在淘宝上寻找各种有机食物，虽然这些有机食品价格不菲。

　　阿紫甚至不敢让婆婆知道她买的是有机食品，也不敢告诉婆婆这些食品的价格，婆婆偶尔还会抱怨两句菜太老了，但阿紫觉得这是值得的，“和健康相比，多花点钱不算什么，这是对健康的长期投资，虽然一下子看不出来，但我是认同这个支出的。”

　　阿紫和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发起者姚飞和刘宇璟都认识多年，信任她们所挑选的农场和食品，“团购有机食物，省事很多，选择也更多。”

　　实际上，这种主妇联盟的模式，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就兴起。全职主妇Sawako Ariyoshi意识到农业化学物质的危害，并发起了有机农业的运动。与此同时，农场主Yoshinori Kaneko召集当地的家庭主妇，讨论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10个主妇家庭和他签订协议，共同购买农场所提供的有机种植大米、玉米和蔬菜。

　　主妇联盟所推动的共同购买运动不但能凝聚更多的消费者，还能鼓励农业生产者有机种植。更重要的是，这种共同购买使得消费者和农夫直接面对面交流，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费用，推动了本土有机农业的发展。

　　姚飞笑称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两头做工作，一方面告诉农场，应提高品质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让消费者明白农场经营的不易，不要那么挑剔。实际上，有些有机食物的口感是会差一些。大多数人去买东西就喜欢要品相漂亮的，还专门捡大的，但姚飞去市场上买一些非有机的水果蔬菜，大多是选的品相不好的，那种很直的胡萝卜是坚决不买，“比如去买土豆，我会挑那个整堆都不好的，这样相对靠谱。”

　　生活就是政治，这些主妇们的厨房自救实际上是一种带动消费意识的运动，是一种人道关怀的事业。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甚至还能从中发现一位公民在无意中所释放的社会价值。